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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面臨住房等多重壓力 青年失去浪漫土壤

作者:大連搬家網 來源:未知 日期:2010-4-20 17:48:41 人氣: 標簽:
導讀:“80后”的時代,浪漫的土壤已經消失了80后 一代人的怕和愛浪漫也是需要土壤的。“80后”的時代,這種土壤已經消失了本刊記者 陳彥煒 發自上海、南京實習記者 劉

 “80后”的時代,浪漫的土壤已經消失了
  80后 一代人的怕和愛
  浪漫也是需要土壤的。“80后”的時代,這種土壤已經消失了
  本刊記者 陳彥煒 發自上海、南京
  實習記者 劉星
  我們都有了個不曾遙想的以后
  一切從那本英語書開始的
  那書中的男孩Li Lei
  身邊的女孩
  名叫Han Meimei
  ……
  書中他們的喜與悲
  書外身后的是與非
  ……
  有點遺憾
  Li Lei和Han Meimei
  誰也未能牽著誰的手
  一樣的是我們都有了個
  當初不曾遙想的以后
  還好Polly它還活著
  就像我們當年的小美好
  他永遠都不會老
  在心底不會飛走
  ——徐譽滕《李雷與韓梅梅之歌》
  李雷與韓梅梅,是生于1980到1988年間的一代再熟悉不過的人物。他們源自人教社1993年新版初中英語教材,一個頂著小平頭,一個留著齊耳短發,伴著插圖畫和英式口語灌制的磁帶走進“80后”的青春期,在中考完結之后瞬即銷匿。
  誰也不曾料想,十幾年后,他們又重回“80后”的視線,并被創作成歌曲,在網絡上瘋狂流傳。感傷的旋律,隱喻的填詞,殘酷的現實與無奈的結局,勾起了一代人的集體懷舊。
  當“60后”、“70后”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還在詬病“80后”幼稚、嬌慣、叛逆的時候,當“80后”自身仍未放棄對時尚與新潮不懈追隨的時候,“懷舊”過早地被降臨,“回歸”過早地被渴望。“80后”如此界定自己的懷舊行為:它就是那個已然失落的精神烏托邦。
  武漢大學發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住房、婚戀、競爭壓力、人際關系、父母贍養、個人亞健康狀況、保險保障等,構成了“80后”青年普遍面臨的現實枷鎖。對于來自中小城市工薪家庭及農村家庭的人而言,上述壓力尤為明顯。
  殘酷的生態直接對應危險的表征。《中國青年報》針對“青年”問題的樣本分析表明:14%的受訪者出現抑郁癥狀,17%出現焦慮癥狀,12%存在敵對情緒。2005年,北京聯合大學的程小龍向北京聯大、對外經貿、北京中醫大和北京化工大的“80后”學生發放了200份調查問卷,結果顯示,近1/3被訪者承認“產生過自殺念頭”。在大城市的“80后”白領,因壓力考慮過自殺的,北京占到12%,上海23%,深圳10%,廣州8%。《中國日報》認為,自殺已成為這一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而上海的一份醫學研究報告則稱,“處于亞健康狀態的‘80后’白領占到總人數的70%。”
  1980至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是坐過父輩“28式”單車上學的最后一代;是將喝可口可樂、吃麥當勞當作童年奢侈的最后一代;是狂吃干脆面,集齊“小浣熊”貼畫兒的最后一代;是看著“葫蘆娃”、“圣斗士”、“七龍珠”直至“灌籃高手”長大的最后一代;是迷戀隨身聽和成摞的港臺歌曲磁帶,墻上貼滿“四大天王”、“小虎隊”海報的最后一代;是拉過蛔蟲,背過“五講四美”,白天學賴寧、晚上偷打“魂斗羅”和“超級瑪麗”的最后一代。
  從歷史的維度看,1980年代甚囂塵上的思想文化解放運動,“80后”們僅僅趕上了一點末梢,如同浮光掠影;1990年代興起的重商主義大潮,他們成為當仁不讓的被動受洗群體;而2000年代產生的撕扯碰撞、顛覆瘋狂、時艱劫難,他們則是必然的承受者、擔當者,抑或逃避者、犧牲者。
  告別浪漫
  我那時動機很簡單,就是想讓那些所謂從事教育的大人看看,我們到底是怎么一個狀態。但后來發現其實他們根本不會傾聽我們的真實想法。他們基本上是與孩子的生活脫節的。
  ……
  我很難概括自己的個性。我對那些模式化的人格尤為反感,我只是按我喜歡的做而已。我不愿隨大流,我是寫不出那種“啊,我們光榮的大橋”一類的東西的。
  ——韓寒于2000年
  有人會指責我,你這么牛逼,為什么不去寫一些實質性內容?那些人所謂實質性內容就是很多社會黑幕嗎?但我覺得他很笨,因為連他都知道不能碰,我還會傻到去碰嗎?……有一些東西不能寫,你就不要去寫它,因為你寫它沒有意義,你改變不了任何東西。
  ……
  我想要一個和諧的人生。
  ——韓寒于2010年
  “80后”這一名詞首先誕生在文學圈。1982年生的恭小兵,初中文化,16歲進監獄,20歲開始接觸互聯網,22歲在臺灣出版繁體單行本小說《我曾深深愛過誰》。就是他將出生在1980年代的青年寫作者定義為“80后”文人。當然,他始料不及的是,“80后”迅速演化成一個社會人口學概念,被廣泛采用。
  民間、媒體和學術界,一度給“80后”狹義地貼上“家境殷實”、“獨生子女”、“自私叛逆”、“嬌生慣養”等標簽。事實上,根據南京大學的一項統計,“80后”一代城市獨生子女不足1/3,農村不到10%,綜合起來,全國近2億“80后”,獨生子女不到20%。而1980年至1985年出生的“80后”,直到上高中以前,絕大多數人的家境尚不富裕,農村更有相當的貧困現象;1985后出生的,則貧富差距開始拉大,發達地區涌現出一批“富二代”。因此,“80后”普遍對輿論臆想的“標簽”表現出不屑,因為“那根本是不負責任的無稽之談”。他們自身又總結、細分出“85前”和“85后”兩代人,前者承襲1970年代,屬過渡族群;后者緊接1990年代,較多地體現了媒介認為的眾多“特征”。
  由于長期不能掌控話語權,加之成長年代的變幻萬端,“80后”長期遭受懷疑、指責甚至批判。他們被稱作是“垮掉的一代”、“自私的一代”、“最沒有責任心的一代”。對此,華東師范大學的陳映芳教授慨嘆道:年輕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被政治社會化的擔當者普遍視為問題,受到非難。
  一個轉機出現在一場作文比賽。1999年,一場名為“新概念作文大賽”的活動從上海蔓延至全國,吸引了大批“80后”學生參與。這項完全沖破傳統教育藩籬、無異于離經叛道的活動,第一次讓“80后”找到發表言論、構建話語體系的契機,也讓前輩們開始真正見識到,他們心中“啥也不是”的新青年,究竟有著怎樣的思索。
  韓寒、郭敬明等“80后,正是從“新概念”走出來。他們的伯樂、“新概念”創始人、《萌芽》雜志主編趙長天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總結:韓寒之所以能有所成就,被相當一部分同齡人視作“領袖”,根結還是在于這代人自身存在矛盾與糾結。趙長天說,自己曾在一個電視節目的錄制現場問“80后”的代表:“你們這么喜歡韓寒,是希望自己成為韓寒嗎?”彼時,韓寒的言論被主流視作異類,而其“退學”行為亦被中學老師和家長所唾棄。孩子們這樣回答:“我們贊成韓寒,但不敢模仿,也不愿模仿。”趙長天一直覺得,“80后”并沒有那么叛逆,否則,韓寒就不會如此扎眼。在現實面前,他們更容易妥協,妥協于升學,妥協于就業,妥協于房價,甚至妥協于社會。即便是韓寒,今天的他也知道必須要掌握好“尺度”,不越雷池。
  不止一次地贊美過他們的趙長天,著實喜歡這群孩子。10年來,借文學這面鏡子,他走近過無數“80后”的內心,并持續關注他們的成長。他甚至拿“80后”與自己這群“50后”比較:“誰沒有叛逆過?誰沒有狂熱過?當年,我們說不考大學就不考了,不要上海戶口,坐上去新疆的火車,我們想著要去建設邊疆了!這對父母來說,是多大的叛逆和狂熱。”
  趙長天覺得,“80后”是有帶著時代烙印的種種個性,“這再正常不過”,但更多的,他們還是具有“青年”的一些共性。這一代人體現出的理性與穩健,甚至超過了他們的父輩、祖輩。“50后是紅衛兵的主力,60后普遍經歷過上山下鄉,70后大玩地下搖滾、行為藝術,后來是出國熱、下海潮;80后轟轟烈烈的竟然那樣稀少!”
  從近現代史的發展軌跡來看,經歷最具爆炸性變革的青年一代,“只有五四時期和當下”。前者是出來個“德先生”、“賽先生”,后者則透過互聯網,到達了全世界。“正因為身處變革漩渦,才會有更大的壓力,才會更加趨向現實,屈服現實,無法浪漫。”
  這位與文學打了一輩子交道的作家,最后發出一聲嘆息:浪漫也是需要土壤的。“80后”的時代,這種土壤已經消失了。
  在變老之前遠去
  夫80后者,初從文,未及義務教育之免費,不逮高等學校之分配,適值擴招,過五關,斬六將,碩博相繼,數年乃成,負債十萬。覓生計,十年無休,披星戴月,秉燭達旦,蓄十萬。樓市暴漲,不足購房,遂投股市,翌年縮至萬余,抑郁成疾。入院一周,傾其所有,病無果,因欠費被逐院門。醫保曰,不符大病之條例,拒賠。友憐之,賒三鹿一包,沖而飲,卒。
  ——網上流傳的“80后通史”
  生于1984年的范繼輝終于下定決心,等到今年的年終獎發完,就逃離北京。2007年畢業后,他像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向往高樓林立、資源聚集的大都會。他來到北京,成為一名“北漂”,先后在兩大著名網站做編輯,月收入8000元左右,高過大多數同齡人。閑暇時光,會去看場話劇,逛逛獨立書店,或者到各色展館和創意市集遛彎兒。
  直到有一天,他發現自己已經過了25歲,買房、結婚、生子,正步步逼近,而北京的房價,已經邁入“三萬元時代”,即便是租金,也位列“亞洲城市前三”。這是他無法承受的事實。他感到恐懼。在他眼里,“每月工資若能負擔一平米房價”,這種恐懼才有可能銷匿。至于婚戀,他悲觀而又客觀地感覺:“現在的女孩太現實,沒房沒車,根本不愿意同你在一起。”
  “房價太高,生活成本太高,上升無望,發展遭遇瓶頸”是范繼輝最終選擇“逃離”的直接動機。他找好了位于老家河北邢臺的一份事業單位工作,月收入1000多塊。讓他動心的一點在于,憑借其公務員父母的收入,加上自己的積蓄,能立即在當地購房。更重要的是,“回家之后不再孤獨,親情會讓我更有幸福感。”不像在北京出租屋的晚上,每個漫漫長夜,都只能與網絡、書本“單向度作伴”。
  不過,直到現在,他仍然相當糾結。家鄉離北京不過4個小時車程,卻完全是兩個世界:物質、精神的貧瘠,資源的稀缺,觀念的滯后,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縣城生態,與北京無法比擬。“那天,我舅舅開車到北京,拖走了我兩年來淘到的書刊。書走了,看著空蕩蕩的房子,心里很黯然。”他留戀北京的文化氣息和精神世界,也不排除“如果實在忍受不了,還會再回來。”
  范繼輝絕不是孤例。伴隨著“蝸居”、“蟻族”等新名詞的出現,“逃離北上廣”的概念又橫亙在“80后”面前。搜狐網2009年底的調查結果顯示,6萬受訪者中,有82%支持從北京、上海、廣州撤退。而激動網的抽樣調查顯示,1013個樣本中,1/4的人已如范繼輝一樣,開始萌發“逃離北上廣”的念頭,或者已經邁出了實質性步伐。其中,北京占37%,上海16.3%,廣州24.9%。壓力方面,近9成的上海受訪者感到“壓力巨大”,北京37%,廣州51.2%。不過,“早已習慣這座城市”的人數,也逼近了50%,相信“北上廣”存在更多發展機會的,占到60.9%。逃離,只是無奈之舉。
  就在兩個月前,范繼輝看過一部叫《在變老之前遠去》的話劇,主人公馬驊是個白領,選擇在30歲那年離開北京。他說,自己很喜歡這部話劇的名字,“這7個字充滿著一種別樣的理想主義美感,而且也為沉淪在理想中的人找到某種方向。”
  他有些文藝,但如今不得不融入現實。“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并不是我們小時候或者是在有著蓬勃的心態的時候所向往的那樣,那時我們對生活很篤定,以為憑借實力,可以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些人妥協了,于是過上平淡而幸福的生活;有些人還沒妥協,在各個角落掙扎。”
  與范的觀點不同,半年前剛剛離開廣州、回到梅州老家的“80后”江佳偉則將此歸結為這一代人對物質的不可抗拒。他思考了整整一個下午。最終得出如下結論:“80后”被裹挾到物質大潮后,回到了本能的生活狀態。他們不會觸碰敏感,只會讓自己沉浸在一個物欲所帶來的虛幻的幸福感中。如果物質快感得不到滿足,只能退回中小城市,來維系和繼續這種滿足和所謂幸福。“他們對思想乏力,所以漸漸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他們對自身乏力,所以漸漸失去了駕馭現實的能力。”
  逃離“北上廣”,范繼輝們認為是“80后”一代人的中國夢已然破滅;江佳偉們則認為,那是“80后”一代人的中國夢才真正開始。
  三十難立
  到了我就業的時候,我想我會去深圳,最好是去外企,那里將是年輕人的樂土,沒有等級,不會論資排輩,那是值得安放青春的地方。我承認,我輕蔑諸如機關干部這樣的工作,毫無激情,旱澇保收,清閑安逸,不思進取。
  ——趙雷 2005年接受校報采訪
  千軍萬馬,真正是天下第一考。我不灰心,不放棄,也許再過幾十天,我就會成為人人艷羨的公務員。從此,我的生活將沒有了恐懼,沒有了漂泊,更不會動蕩。我也該到成家的時候了。
  ——趙雷 2009年個人微博(http://t.sina.com.cn)
  趙雷的故事有些折騰。2006年從武漢大學畢業后,他來到仰慕已久的特區深圳,在一家著名IT企業工作,月薪7000元。兩年后,他卻參加了公務員考試,并經歷了一次慘敗。2009年,他再度報考。而其向往的家鄉國稅局某科室的職位,有1000多人與之競爭,難度可想而知。即便如此,他仍積極備考并充滿期待,把周末時光都獻給了形形色色的“公務員考試強化班”,如同當年考研考托一般,披星戴月。
  對比他在2005年和2009年說過的兩段話,無異于天翻地覆。僅僅3年時間,這個生于1982年的湖北人徹底扭轉了人生觀和價值觀。問及報考公務員、向往“體制內”工作的緣由,他的回答直白而真實:“我覺得自己一無大志,二無貪念,說難聽點就是很容易滿足,對生活缺少追求。”他對“體制內”與“體制外”的理解是:所有的“體制外”其實都在“體制內”;所有的“體制外”又都存在風險,催生人的恐懼,而“體制內”則恰好相反。
  趙并不是從“體制外”回歸“體制內”的孤例。根據官方統計,公務員考試近年來持續升溫,2009年,報考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的人數達146萬余人,比2008年又增加了40余萬,平均報考比例達93:1。而熱門職位的報考比例更是令人咋舌,科技部國際司達4224:1,廈門海關達3443:1,中國科協為3377:1。在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的10天時間里,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官方網站的報名系統極其擁堵,幾次出現崩潰,根本無法登錄。
  而地方省區市直至最基層的公務員崗位,競爭難度也絲毫不遜于中央國家機關。2009年,報考安徽省公務員人數達11萬,甘肅省10萬,江蘇省近19萬,大部分職位的招錄比例都在幾百比一。
  剛剛從意大利伯克尼大學學成歸國的金融學碩士陳凱文現在也把外管局、銀監會等作為自己的就業選擇。而他當年出國的理由,是為了能夠更容易地進入投資銀行、私募、券商等資本運作機構工作。1986年生于貴州銅仁的他覺得,“80后”一代是中國人到達富裕的初級階段,又是上承“1970”,下接“1990”的過渡階段,還是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變革階段,“沒有經歷過真正的苦難,沒有經歷過真正的較量,所以總害怕失去現有的,害怕不再平靜。”
  于是,針對“80后”一代熱衷“體制內”的安逸、缺乏冒險精神的行為,不少生于“80”前的知道分子開始按捺不住了:本以為青年是有希望的,常為新的,未料他們的“奮斗”,也只不過要在被市場喂養長成后,再來分一皿廟堂里的胙肉。
  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馮侖對如今“80后”回歸體制內的行為頗有些興趣。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他說,“當年我們創業的時候,還是被檔案、級別、戶口折騰得夠嗆的年代,脫離了體制你就感到無比輕松和快樂。根本原因還是那個時候在‘體制內’的人多,到‘體制外’的人少。”馮侖說,這像極了“圍城”,到了“體制外”多的當下,年輕人反倒對“體制內”趨之若鶩了。“得不到的,永遠是最好的。”
  馮侖是1977級的大學生,全班48人,如今身在“體制外”的僅8人;趙雷是2002級的大學生,全班50人,“體制內”就業僅2人。
  “市場經濟環境下,自由就是枷鎖,選擇就是恐懼。大家開始害怕自由,因為不愿承擔責任、承擔壓力。‘體制內’理所當然地成為了‘80后’所假想的安全島。”馮侖有些同情“80后”,他深感這代人的不易:“我們當年可以推卸責任,把所有的困難推向了單位。現在的年輕人,只能將處境的喜憂歸結為能力或者運氣,別無他法。”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風笑天倒不認為這是件值得討論的事兒。他覺得,不要去擔心什么,不要去批判什么,甚至都不需要去關注什么。“每一代人在成長的過程中總會遇到問題。‘80后’垮不了的,他們走個彎路也好,摔個跤也好,選擇這個選擇那個也好,讓他們去。這就是時代,這就是社會啊。”
  “80后”集體進入社會的這10年,是壅塞著許多大事的10年,它們徑直抑或曲折地波及到局部的每一個個體。謀生的艱難,獨處的抑郁,前途的叵測茫遠,生態的殘酷猙獰,氤氳散開。
  江佳偉說,他還沒有相信,就已經開始懷疑。范繼輝說,夢想也許不至于破碎,但終歸是要改變。陳凱文說,我們怕落差,怕邊緣,怕失去,怕卑微;我們的愛如此盲目、缺乏、虛偽、不深刻、被煽動。這一切將歸結于我們所處的過去和現在。趙雷說,這是最好的時代,因為機會太多,扇扇大門都在敞開;這是最壞的時代,因為并沒有幾扇門你能夠坦然地走進去,看它的風景。
  2010年,是“80后”開始邁入30歲的元年。也許,“三十而立”的古話,將會被“三十難立”取代,并與時俱進。
  (感謝武漢大學劉娜教授、周孝正教授,《萌芽》雜志唐一斌,復旦大學覃成,江蘇廣播電視總臺陳陽,以及南京先鋒書店提供幫助)
  逃離北京
  本刊記者 楊瀟
  圖/杜若
  你的父母
  已成為別人的
  父母
  而你的兄弟姐妹成為鄰居。
  鄰居們
  已成為別人的鄰居
  而別人住在
  別的城市。
  正像你一樣
  他們又回到別的城市
  他們找不到你
  如同
  你找不到他們。
  ——亨利克•諾德布蘭德 《回家》
  1
  27歲的女文青杜若因為事業不順,正處在人生的低谷,“沒有什么可以讓父母驕傲的”。唯一的安慰是,一年多前她拍板在老家N市買了套房。
  N市是長江北岸的一座小城,當杜若逃離刮著風的北京時,它以一種復雜的心態重新接納了她。杜若的父母一度認為她將就此安定下來,張羅著要給她買房。他們希望杜若離自己越近越好,而杜若看中的小區離家有20分鐘車程——這在小城人的眼里已經很遠了,但杜若是在北京住過的人,她勸說父母:這里是新城區,又靠近市政府,發展不會差的。
  去年初,N市的房價陷在泥淖中,父親不大高興,認為買虧了。不久,市政府出臺一個決策,將重點初中和小學遷往新城區,周圍房價噌噌噌地就升上去了。如果現在賣掉那套房,她可以賺到50萬。
  其實她對房地產投資一竅不通,買房憑的是“對政府行為的一種直覺”。杜若相信,如果不是在北京生活過,她可能一輩子也不會有這種直覺。
  2
  2004年夏天,杜若第一次來到北京,在一家周刊實習。周刊的老師們大氣、睿智,與人為善,是她認識的第一撥“牛人”,“和我從小到大接觸到的人都不一樣。”在18歲以前,杜若接受的是小家碧玉式的教育,上了大學,又每每為學校的俗氣和市儈感到震驚。2004年是決定保研的年份,一個女生為了爭得一個名額,和一個教授好上了。
  在周刊的選題會上,大家討論的則都是公共議題,雖然一些名詞對杜若來說相當陌生,但仍然令她感到興奮,后來她的畢業論文寫的就是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杜若跟著這樣一群新聞人指點江山。3個月后,她回到學校,告訴所有的人:北京是個好地方,它給你的機會是平等的,只要你有能力。
  可是,她并沒有提到北京的另一面。
  起初,她住在某大院的招待所里,有一天,房間的馬桶自己壞了,招待所的服務員以一種僵硬的北京式服務,要求她賠償。她負氣搬走。后來,她借住在父親的老戰友家里,又遭到女主人——一個北京本地人的冷待。“我想討好她,買了提子送到她面前,她會說,這些東西我不吃!”心理上的不應期開始轉化到生理上,皮疹、痢疾接踵而至。等到杜若的病都好了,女主人終于攤牌。“她當著我的面和叔叔吵架,要我搬走。”
  那是她第一次被驅趕。
  2005年大學畢業后,杜若又一次來到北京。先是在一家報紙跑熱線,成天與車禍、火災打交道,這顯然不是一個膽子小、又不會使“詐”的文藝女青年的強項。跑了半年,還沒轉正,她挺喪氣,有了回老家的念頭。大學時的同鄉C也在北京,知道了她的想法后幾次打電話來:要不我們一起回N市吧!C是個沒什么主見的男孩子,他想尋找同謀者,以增加離開的力量。他在北京的工作也不順,找了一家媒體做記者,卻被要求去拉業務。和杜若一樣,他也有過“被驅趕”的經歷:原本借助在親舅家里,某一天,舅媽突然對他說,你妹妹要準備高考了,你不要影響她。于是他無奈地搬走了,蝸居在人大附近一個群租房里,幾間屋子擺滿了上下鋪。
  杜若卻心有不甘,“我不想以一個失敗者的心理回去,總要先混出點名堂來。”C最后一次打電話來時,她正在出租車上。男孩一個勁兒地說回去會怎樣怎樣,杜若最后只好打斷他:我要下車了,不聊啦!
  3
  她跳槽去了同城的另一家都市報的副刊部,雖然做的還不算純粹的文藝報道,但部門有一撥文藝青年,這讓她很開心。
  而度過了最初的不適后,她開始發現北京“散落在各處的美妙”。以一個女文青的眼光,這種美妙包括古老的公園、新興的藝術區、釋放狂躁的搖滾、安靜柔軟的民謠,還有人與人的奇遇——這也許就是傳說中的圈子。
  在這以前,她只能和自己玩,去圖書館看書,或者泡論壇。現在,她參加創意市集、各種音樂節,結識各種朋友,和詩人們吃飯、聊天,然后,用她自己的話,“這里讓你綻放,讓你重新生長,并且生長為你無法預想的模樣。”她已經不再是那個沉默、緊張的女孩子了,在朋友中間,她像北京姑娘一樣把KAO、CAO掛在嘴邊,說著各種俏皮話——北京話具有某種神秘的功效,好像一句話就能化解人的沉痛或憂郁似的。
  她喜歡北京的寬容,“城市的空隙特別大,每個人都能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生存的環境。上海就不一樣,連菜市場都很貴。”在這里你永遠也不用擔心成為異類,因為“全國、全球的異類都跑來了”。
  她用“非主流化”來概括自己的生存狀態。表現在喜好上,就是偏離主流文化、浸入種種青年亞文化中。有一段時間,她甚至懷疑自己“還沒有走出青春期”。她熱愛小清新,從不穿正裝,最新的迷戀是帆布鞋和海魂衫。去年秋天,她穿著這身在上海爵士音樂節上蹦跶時,覺得自己復活了。她不主動和上流階層打交道,當聽到有人說“民工都買得起房,你買不起怪誰”的話時,并不感到驚訝,“我知道那是他的大實話,因為他的階層決定了他的視野。”
  4
  如果你充滿理想,卻呆在老派媒體,至少可以有大量閑暇時間去發展自己某一門興趣,但市場化媒體畢竟還不是養人的地兒。過去跑突發時半夜被電話砸醒的經歷,換了一種方式重新襲來,提醒你,還是新聞民工啊。有一陣子,杜若幾乎每天都在寫稿,家門口的馬蘭拉面就是食堂,最忙的時候不下樓,就在家里泡方便面或者米線。擰巴的是,還要在稿子里教讀者怎樣吃喝玩樂。領導對她說,你要去夜店,去泡吧,可她整天只想做宋莊藝術節。
  房子始終是個問題。搬了四五次家,在最忙最怕打擾、截稿日期就在眼前的時候,居委會大媽突然咚咚咚地敲門,沖進家里:“辦暫住證了嗎?”又或者,二房東突然說:“你搬走吧,我已經把房子退了。”那時她的朋友不多,一邊找人,一邊找房子,都不記得那個晚上到底是在哪里過的,反正人走到地鐵口,坐在地上就哭了起來,恨不得馬上買一張火車票回家。哦,最后好像是在報社過夜,寫了一夜稿子,那里連沙發都沒有。
  現在,她在1000公里外的上海一棟居民樓里,回想起這一切,突然有了一個疑問:自己最后一次退房的時候,房東到底有沒有退回押金呢?
  幾天前的一個晚上,她在出租屋里搞衛生時,弄出了一些聲響,突然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奔了過來,然后就聽到有人一邊罵一邊敲打她的木門。她一下子就慌了,這是老式的建筑,木門和鐵門間隔了足有一米,“我明明是鎖好了鐵門的,他,一個樓下的老大爺,怎么有辦法弄開我的鐵門,直接敲木門?”
  第二天早晨,她發現鐵門依然鎖著,“后來我想,也許是他拿著拖把伸過鐵欄桿捅我的木門吧。”這起事件迅速制造了新的陰影,這些天她只要聽到門外有粗魯急促的腳步聲,心里就會咯噔一下:是不是又吵到人家了?這種不安全感和在北京時如出一轍:為了防止鄰居或居委會大媽不打招呼闖進來,她很長一段時間一進家就把門反鎖起來。“也許,在本地人眼里,外來租戶就是不安定的因素吧。”
  5
  在老家時,杜若可以一整天不出門,而在北京,她特別害怕獨處。糟糕的事情在于,她是不用坐班的,在家寫稿就行了。每周一周二特別忙碌,忙到飯都來不及吃,周三快要完成任務了,就開始發愁,找誰吃飯呢?于是一到飯點兒就四處打電話:吃飯了嗎吃飯了嗎?這種習慣在她回到N市后仍然頑固地騷擾了她一陣子,下班了,面對著家里的好飯好菜,還是忍不住地想要掏電話。
  她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分析自己,從上往下,自我實現需求、尊重需求、社交需求似乎都滿足了,但構成金字塔塔基之一的安全需求卻一直缺失,“沒有安全感,覺得沒著沒落的……”
  社會學家或許會用大城市競爭激烈、各種保險制度不健全來解釋,但杜若有自己的表述:“人在大城市的存活率比較低!”
  她的一個同行,女孩,工作起來很彪悍,像男人一樣,但是從來不敢把窗戶關嚴了睡覺,只因曾有一位朋友死于煤氣中毒;另一個朋友,男孩,談了一個又一個女友,卻宣稱不要結婚。基金最火的那陣兒,杜若勸他買一點,他回:“買什么啊,不定哪天就死了。”還有一個夜班編輯,回家后在樓道里遇到了打劫的;而某起白天入室搶劫殺人案,就發生在自己的小區。
  最初,杜若是抱著自我實現的目的來到北京,但漸漸地,她失去了在這個城市扎根的信心,她莫名其妙地擔心自己“建構幸福家庭的能力”,擔心自己的非京籍身份不能給未來的孩子帶來幸福——雖然她當時連個男朋友都沒有。2007年“五一”黃金周,父母來北京看她,一家3口打了很遠的車去東五環外,看了一處新建樓盤,當時這里房價不到7000元/平米,因為周邊太荒涼,合適的小戶型早已售罄,他們放棄了。那時杜若不知道,3個月后房價再次起飛,達到新的頂峰。她不能責怪父母,在小城生活的他們想象不出房價是這種走向,“所以說魔幻啊,父輩以半個世紀的生存經驗是無法預料的。”
  她曾經在開心網上看到過一個不開心的轉帖,大意是說因為房價的飆升,中國已經沒有中產,只剩下官僚階級和無產階級。她為此發明了一個詞組“自我剝奪社會屬性”。“這是一種個人的無力反抗,在房價飛漲的年代,你只有放棄結婚生子的權利,才能沒有負擔……如果這一代人都狠起來不結婚生子呢?”
  2007年下半年的某一天起,杜若每天都要和母親通電話,訴說思念、發發牢騷,說一說“還不如回老家……”之類的氣話,直到有一天,父母突然告訴她,已經托關系為她在老家媒體謀得一個職位,“你回來吧!”
  她陷入了一種巨大的情緒中:危險的大城市、搬家的痛苦、深入骨髓的孤獨感,和她對北京的愛與恨攪拌在一起。這個時候,家鄉被想象為一個受傷之后的避難所,甚至是世外桃源——她有些羨慕自己的父親,羨慕他走在N市街頭的那種愜意與安全感,“到處都是熟人,沒什么好怕的。”
  她回N市面試去了。那一天,她在報社大樓的一層等待面試官的召見。電梯開了,里面走出一些人來,她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是C。
  她下意識地扭過頭,沒有和C主動相認,“回去是件挺屈辱的事情。”——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她都要和人們的成見與內心的魔咒做著斗爭:“只有混得不好的人才會回來!”
  6
  小城從一些最細微的地方滲入生活,告訴你改變的開始。人開始安靜,甚至對氣味都變得敏感起來。洗發水的花香、松子的味道本都是淡的,卻一直縈繞不散,身上不復穿行地鐵、拼搶公交、到處游走后的那種雜味,有大把的時間可以想象明天、后天該干什么……這里熟悉、安逸,也庸常、蜚短流長。一些人會對她說:哦,我去過北京,我不喜歡那個城市。她沒有辦法跟他們解釋那個城市的一切,他們作為旅游者去過,感受了那里的污染、擁堵、大而無當,但并沒有真正到達過那里。
  工作沒有什么技術含量,甚至不太需要腦子。在單位的辦公室里,那些中年人喜歡把能量釋放在發掘別人的隱私上,誰的家庭有什么背景,誰又和某個老板、市委某個領導沾親帶故。杜若從來不參與這些,也從不提及自己的家庭。有一次,一個領導來到辦公室,意味深長地看著她說:小杜很神秘。
  每當有人介紹她“是從北京回來的”,她就有一種說不出的復雜感受,這時候一些老記者會出來打圓場:“小杜是XX校的高材生,以前在XX報,被我們領導騙過來的!”她感到一種被體恤的溫暖。而更多時候,她戴著耳機坐在電腦前,扮演了一個失語者。辦公室的男同事們會把說葷段子當成工作甜點,等到快講完了,他們就會說:不要講了!人家小杜還沒結婚呢!杜若知道他們在觀察自己的表情,但只好裝作什么都沒聽見。有一天午休,眾人提議看婁燁的電影《頤和園》,杜若之前看過,知道一場關于黃色鏡頭的討論在所難免,于是說去散步主動回避。回來后,他們正在熱烈討論著“80年代的年輕人會不會光屁股”等問題,杜若忍不住說了句“其實這片子有很強的政治寓意”。說完,她知道自己話多了,就又出去回避了。
  小城的中年婦女特別熱衷于牽線搭橋,杜若在這里最大的社交生活便是相親。作為記者,杜若早已練就了迅速和陌生人熱絡起來的本領,“我不大習慣冷場,再說也要對得起人家的一杯茶啊,于是我就主動說話。”結果她發現,小城男子并不鐘愛這款,“可能是對方擔心你的能力和智商在他之上吧。”后來,她就順從長輩的意思,穿得跟韓劇女主人公一樣去相親,然后一言不發,只是坐著微笑——“很奇怪啊,他們對這種形象的女孩子非常有興趣。沉默和微笑,讓這些男子相當自信,會滔滔不絕將索然無味的話題繼續下去,而我早已如坐針氈……”
  7
  她也曾在小城尋找文藝青年,只發現了一群熱愛古琴國畫的文藝中老年。小城有一家先鋒私家書店,杜若剛發現這里時,很高興地約同學去狂購。可書店日益蕭條,去年春節前,她去買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帳篷》,發現書店的格局縮小了大半,老板說,生意不好準備關門。
  “日常生活乏味得直讓人嘆氣,”她在日記里寫道,“每天去公園跑步成了最快樂的辰光。 和瀟灑的老頭擦肩而過。小年輕在我眼皮底下交換口水,左邊累了換右邊。小孩子滿地跑,惹得我母性大發。下班就回家,回家就上開心(網)。豆瓣上新鮮事真多,讓我覺得自己偏安小城也沒有與首都文青拖節。和朋友網聊是最興奮,我可能得了網絡依賴癥,按前陣子時髦的討論,這也是種精神病。我一直覺得,愛情、毒品、SEX,本質上都是一樣的。都是讓人暫時忘卻現實,達到愉悅的。現在。網絡也被劃入其中。可喜可賀。這是最安全的毒品。代價也就是近視、頸椎病、自閉、肌腱炎。”
  回到N市大半年后,北京生活的片段開始閃回。眼睛睜著,某個場景就刷地掠過大腦,有時候是在二環三環上奔馳,更多的時候是在走路。杜若吃驚于自己的記憶力——當時站在街的哪側,哪輛公交車從眼前閃過都那么清晰。搬過那么多次的家,住過的南、北、東三個區域,那些街道,多半是她獨自走過的,或大,或小,或明晃或暗沉,或燥熱或寒冷。她自問:“為什么這些都清晰地刻在潛意識里,勝過很多所謂重要的事件和時刻?為什么,現在總是沒有前兆的、不分時機的切入腦海,像一次神經混亂的病毒來臨?好像,那些日子,我只是從一條街向另一條街,用腿或出租車。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沿著環在地上奔馳,或筆直地在地下穿行。被堵著、看時間、總是遲到,在地鐵下車時被卡住腿、以為自己要掛了……難道,我那些年做的事情,就是位移?”
  8
  2009年6月,她再一次出逃,車票的終點是上海。她說,回歸家鄉的生活讓她明白自由和安逸不可兼得,她選擇了自由。人生是單向度的,沒有辦法回到過去。“這次出走,我已做好當窮人的準備,徹底放棄了在大城市買房這些打算。作為一個女性,我對房子的夢想從未建立在婚姻上,而是抱著幻想,覺得這個魔幻的國家里,任何事情都能改變一個草民的命運。我現在就指望著哪天上海版圖擴張,把咱家鄉給收購了……”
  她抱著反諷的口吻訴說這一夢想,像一場語言的對抗游戲。雖然并不喜歡上海特色的人情世故,也失去了北京相互依靠的密友,但上海離家更近,更重要的是有親戚可以投奔,不用再擔心突然降臨的無家可歸。
  她在上海搬過兩次家,第一次是2009年6月26日,她忙了一整天,搬進了閔行的一個小區。第二天凌晨,她睡得迷迷糊糊,聽到了打雷一樣的巨響。離她住處500米開外,在建小區蓮花河畔景苑的一幢13層居民樓從根部斷開,直挺挺地整體傾覆在地。后來官方說,這棟大樓死于“壓力差”。
  杜若沒有起來看看外面發生了什么,她太困了。

張連濱(左)和合伙人廖斌(王年華)
  張連濱 回到家了
  就算以后賠光了底褲也不出去了
  本刊記者 王年華 發自大連
  張連濱怯場。從小學開始,不論上臺答題還是表演節目,他都低頭含胸,一副放不開的樣子。2004年,大學畢業一年多的他逞了一回強,從家鄉大連只身來到外貿業發達的廣州,要看看這邊的“倒爺”究竟有多精明。兩年半后,他沒帶回大把的票子,也沒卷走多少客戶資源,平淡無奇地離開了廣州。
  還好有一個收獲:在廣州他勾兌了一個姑娘——現在的妻子。這是唯一有關幸福的收獲。
  兩個人的外貿公司
  2009年底,張連濱在大連市青云街租的一家商住兩用房到期了,房主要將房屋出售不再與他續租,他只能用同樣的價格在黃河路市中心地帶租了一間60平米的屋子作為辦公地點,同樣是每個月1700元,面積卻比之前的小了一半。
  他的合伙人廖斌就住在公司。原本他也住公司,方便半夜起來與有時差的國外同行、客戶交流,及時發現商機。
  “狗屁商機,兩年半了,只做了7單生意,褲衩子都快沒了!”采訪的一整天,張連濱只接了兩個家里打來的電話,而辦公室那臺帶有來電顯示的座機始終沉默著。兩副名片,名頭很大的“大連聯岸(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廖斌和總經理張連濱同時也是業務代表員、報價咨詢員、產品推廣員、會計、出納、前臺……
  從2007年6月,兩人支撐著這家外貿公司的一切。“之所以叫‘集團’是想著以后可以做大、做強。”2008年,他們從杭州采購了一批汽車防滑鏈,收購方是匈牙利的一家汽車制造工廠,一共發了4個集裝箱12萬美金的貨,最后平均5000元人民幣每箱的利潤讓張連濱在全球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時刻稍微喘息了一下,而且還看到了外貿“對縫”的希望。其實這是7單生意中最大的一筆。他們還“對”過200個卡車制動件,利潤700元,再經銀行一道手續費的劃扣之后,折騰了一個多月,兩人賺了20元。
  在那之后,客戶們失蹤的失蹤,破產的破產,跑單的跑單,張連濱又急又恨,加之一次意外讓妻子懷孕,自己賣血攢奶粉錢的心都有。
  即便如此,也絕不離開大連,這是他現在的想法。“能去哪?再去廣州?也拉不下那臉啊。”還是過不了自己心中從“老板”回到“打工仔”那道坎。
  “糟糠面肚子,的確良褲子”,這句大連話就是指不管在家吃得多么差,出門在外一定要衣著光鮮。張連濱和其他人一樣,被問及家鄉時絕不說自己是東北或者遼寧的,直接提“大連”,后面還要跟個感嘆號。在公交車上接到外地客戶的電話也不好意思講普通話,這樣會引來一片輕蔑或不屑的眼神——外地來打工的吧?
  自從大連的廣場多過工廠、足球成為城市名片的時候,各地火車站都能在候車室看到無休止的大連市政形象廣告。而大連人向西安人炫耀自己的城市已經建市百年的笑話,讓很多年輕人感覺到這座城市的浮躁與淺薄。
  當投資與務工紛至沓來時,更多的大連年輕一代選擇出走,到一個真正的大城市去積累,張連濱也曾是其中一員。
  兩年半的曲線救國
  2003年,22歲的張連濱從大連外國語學院的外貿英語專業畢業,不甘心只做服裝貿易的他萌生了到廣州試試身手的念頭,公司許以派駐美國的條件也沒能留住。
  轉道沈陽,只買到站票。忍受不了各種味道混雜在一起的污濁空氣和插不進腳的逼仄空間,只能擠到餐車。磨蹭著吃完一頓不知道滋味的飯菜后,被攆出了唯一可以安放屁股的地方。兩包煙抽完,列車抵達廣州站。
  投奔了高中朋友之后,他開始聯系各種外貿公司的工作職位。終于,一個月后在一家生產、出口電子模具的公司開始上班,8小時外有兩小時在上下班的路上。
  他還記得朋友租住的地方叫芳村。其實那里并不芳香,記憶中只有樓下大排檔廉價的“蝦醬通菜梗”和比北方遜色很多的燒烤味道,但起碼有菜有肉,還有“蝦醬”這么一道“海鮮”了。時常一人一瓶二鍋頭,叮咣一頓濫喝,咒罵了生活也壓抑了性欲。回去之后兩人爭著將頭拱進馬桶,抬頭說“可惜了一晚的食”,無知覺地將自己丟在各自的床上。第二天照舊刮胡子、套西服,上班跑業務。
  一年之后,他從普通業務員被直接提升為業務經理,工資也從2500飛漲到6000。但他就是感覺少些什么。
  南方的農歷一月二十九日,回南天。天、地和人心都是陰沉沉濕漉漉的。滿屋的積水,衣服似乎永遠無法晾干。穿著西裝走在回到公司宿舍的路上,不知道家在何方——廣州城區的房價讓他已經不再奢望,而自己又不想讓父母幫助一分;也不知道姑娘在何方——他很少交際,只是跟男性喝酒胡侃,被朋友帶去唱歌時也不好意思主動跟女孩子套磁。
  張連濱經常大吞一口酒,說,高中班主任曾經教導,“將來有一天,遍地都是大學生!不考大學是沒有出路的!”“遍地”這個詞,感覺就像滿山的油菜花那么壯觀。而公司里的確凈是1999年擴招之后的“80后”大學生、研究生,個個都削減了腦袋往上爬,他不善鉆營,只能憋悶。
  1970年代末開始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對“80后”獨生子女一代造成的一個直接影響是:這代人無法徹底離開父母。張連濱的父母自然不愿意離開自己的生活圈子,去到一個說話拖著尾音的南方城市。他的朋友曾經恨恨地說:如果有個弟弟或妹妹,我就可以完全放心地出來走,想去哪就去哪。他說:你血里有風,所以喜歡漂泊不定,我注定是要回去的。
  這次對話的半年之后,他準備返家,和火速熱愛上的女同事一起回大連,不再回來。女孩是福建龍巖人,喜歡廣州的繁華,卻更向往大連的曼妙。
  回來時,張連濱又發現了一個現實的問題:大連的房價已經高得離譜,有的甚至比廣州的同等地段的房價還高很多。女友也遲遲覓不到合適的工作。離開了會飛的“小強”、3月滿屋的積水、永遠擁擠的廣州大道,還有經常迷濕眼睛的灰霾,他開始懷念這個包容力很強的城市。“但注定那里不屬于我,我也不屬于那里。兩年半,研究生也該畢業了,我就當過去體驗了生活,鍍了金。畢竟,廣州讓我見識了各種門道,對我自己做事來說有利無弊。”
  即將做父親的孩子
  對于廣州的印象,張連濱記得方正高聳的中信大樓,那時還沒有在大連設店的卡地亞、蒂凡尼珠寶,各種叫不上名字的高檔服裝,兩岸燈火通明的珠江……一片繁華之后還是厭倦。
  回到大連,馬路上動輒閃過Q7、途銳、霸道,都是些大氣得可以的車,優雅又傲慢地超越為了顯示傳統而保留的老式有軌電車,隨處可見的透著曖昧的高檔洗浴場所,電視里幾檔節目的主持人沒有了大連話的“海蠣子”味,而是改成了時下流行的東北腔……從繁華回到繁華,實在是無奈。
  畢竟家在這里,張連濱再也不擔心有人查他暫住證,他可以馬上回敬對方:我,大連的。起碼,即將出生的孩子的戶口有了著落。入托、入學問題也能解決了。“如果在廣州,可能他一出生就是個黑戶。”
  三十而立,張連濱卻覺得他們這一代人大都還懵懂得像個孩子,被60年代、70年代的人拉著,被90年代的人趕著,來不及思考人生就做父親了。“不思考了,現在只思考奶粉錢在哪。我打算跟孩子商量下:崽兒啊,誰讓你爸是80后,誰讓你生在中國呢,湊合喝國產奶粉吧。”
  半年前,他以為孩子是一個奇跡;半年后,他知道父親才是一個奇跡。
  張連濱怯場。只有一次,在高中班會上大聲發言,說出自己的夢想: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現在他明白,自己只是個俗人,大起大落的小概率事件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他只想呆在家鄉,慢慢經營自己的外貿生意。他相信,一條道走到黑,總能見到亮的。
  他愛說“會好起來的”,只是,擔心孩子的未來。

2008年秋天,金融系的同學們在秋游中進行素質拓展訓練“推人墻”.

  
街舞、說唱,都是年輕人表達個性的途徑(張志韜)
  畢業生的三岔口
  實習記者 馬李靈珊
  4年大學后,考研工作出國,外企國企公務員,還有幾個人能順利地走到“斯卡布羅集市”?
  2009年11月27日,王曉正在和求職團隊的同伴打趣,“根本‘賣’不掉自己。”就接到了某著名外企打來的錄用電話。那一刻,王曉“覺得這不是真的”。
  即使是幾個月后,她也仍然記得當時那種狂喜與驕傲。她打電話給父母,忍不住哭了,“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快感。”
  對她來說,這一刻像是一個儀式和對過去半年的總結,“做一個特立獨行的人,需要勇氣,而且我很幸運。”
  22歲的王曉是某重點大學金融系的大四學生。這一屆金融系里,她是全班60個同學里唯一到外企工作的學生。
  王曉就讀的大學享有盛名,但學校的王牌科目集中于文史或數理化類基礎科目,金融系并不起眼。學生自我打趣,“咱們學校好的專業都不掙錢,掙錢的專業都不好。”
  雖然不起眼,但金融系每年的招生分數線卻都數一數二。不僅這所學校,在中國的高校,關于金融系流傳著一句話,“一流的學生、二流的老師和三流的設備。”良好的就業狀況和不錯的吸金前景,是金融系吸引優質生源的不二法寶。
  4年前,王曉懷抱著對金融系的美好想象,以省高考前30名的成績來到這里。4年后,王曉和她的同學們坦承,“基本看不懂股市K線圖。”最終,她還是選擇離開了被眾人視為“前途無量”的金融業。
  金融夢碎
  2006年,剛上大學的王曉,就接受了學長和老師的第一次思想洗禮——擺在面前的人生,被簡單地劃分為了“工作、考研和出國”3條路。那一年,學校里流傳著幾個去了雷曼兄弟、麥肯錫和寶潔的“牛人”學長的傳說。外企以高薪、健全的升職體制,令王曉對之充滿了憧憬。
  2008年9月15日,王曉剛上大三,“投資銀行學”老師走進教室的第一句話就是,“5大投行死了3家了,還有兩家也快了。你們怎么辦呢?”
  那一天,對于金融系學生來說,意味著從前宛如神祗的行業巨頭跌下了云端。與此同時,王曉也發現,從前人人都有的外企夢,如今卻大批量投奔“國家隊”。學校里回來開講座分享經驗的成功學長們,變成了拿到上海海關、外交部和交通銀行總行offer的人。“好像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大家都不想去外企了。”
  金融危機下,外企首當其沖受到影響。而國企和公務員卻以穩定招致青睞。許多去了四大(指普華永道、畢馬威、安永和德勤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和咨詢公司的人發現,奮斗4年拿到的offer,完全可能因為公司不景氣而灰飛煙滅。一位放棄斯坦福大學讀研資格投奔雷曼兄弟中國投行部的學長,不無傷感地在MSN上說,“我以為的人生,從來不是人生應該有的樣子。”
  但對于金融系的學生來說,找工作并非難事。省內的銀行和證券公司,成了他們唾手可得的選擇。這是一個“安全地帶”,而想要跳出“安全地帶”,就成了需要勇氣和自信的特殊舉動。
  王曉形容自己,“是個完美主義者加理想主義者。”她不喜歡國企的氛圍,“上網種菜回家看電視劇。有一天我會悶死的。”父母都在體制內的她,對于“30年后和今天一樣”的生活充滿了恐懼與厭惡。
  王曉將大學的每一個暑假都用在了實習上。僅簡歷一項,她就大幅度修改了8次。看過的“面經”、求職指南與各種題目不下數萬字。如“寶潔八大問”等面試經典問題,更是“連做夢都會出現”。
  “我是誰,我要什么,我要成為什么樣的人。” 上大四后,王曉每天都在琢磨這些問題。幾經思考后,她選中了P公司,作為“Dream Job”。
  她沒有像其他同學一樣搬出建于上世紀初的古老宿舍,只因為在學校更方便交換求職信息。她也不再去上課,加入了求職團隊小組,除了互換資源與信息外,更多的則是宣泄焦躁的情緒,在無數次失敗的投遞簡歷、網申、筆試和面試后,她可以通過“互相依靠”來恢復自信。
  有時候,她也會陷入空虛與絕望的深淵,電腦一遍遍地刷新應屆生求職網站和校園BBS的Job and Work版。害怕聽到別人拿到offer的消息,一遍遍地看言情小說以求得暫時的解脫——她是個美女,大學期間卻從沒談過戀愛。
  如今,她開始計劃自己今后的人生,“讀MBA,做商學方面的教授,未來最好能去與政治牽連不大的NGO……”
  一畢業就看到退休的樣子
  在王曉一遍遍地刷新求職論壇的時候,同學尚怡則在一遍遍地刷新著土豆網的視頻。看電視劇,是尚怡最大的樂趣。王曉是金融系的異類,尚怡才是常態。
  像大多數大學生一樣,她直到大三才開始認真思考究竟該選“三條路”的哪一條。和當年填報考志愿一樣,這次她依然聽父母的,選擇了“考公務員”。
  王曉懼怕“今天和30年后的今天一樣”,尚怡卻覺得,“這多好呀。”她的人生規劃是“26歲結婚,28歲生孩子。一輩子穩穩定定的,白天上網偷菜晚上回家看電視劇,挺好的。”
  班里同樣報考公務員的還有十幾個人,而且和尚怡一樣,并不想考去北上廣等大城市,更傾向于考回家鄉。那里的生活更安逸,也更舒適。在發達的省會城市呆了4年后,他們并未覺得大城市和家鄉有何不同。甚至在對比之下,越發覺得家里有人做飯、打出租車5塊錢的起步價和現成的房子,是那么的具有誘惑力。
  上大四后,銀行的招聘開始進軍學校,尚怡也動搖了。公務員與銀行相比,穩定程度或許略勝一籌,可國有銀行顯然聽上去更加體面,而且考公務員不如拿銀行的offer來得輕松。
  最終,尚怡選擇了一家國有銀行作為自己的職業起點。這還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做出重大決定。而這個學期,她也已經看完了全套金庸武俠電視劇、十幾部韓劇和港劇,“新歡”已然是新加坡劇和泰劇。
  班里流傳著一句話,“尚怡和孟平不知道的電視劇,等于不存在。”孟平與尚怡一樣,也喜歡看電視劇,喜歡穩定的生活。她有過賺大錢的夢想,也向往過成為大人物。但最終,還是聽從父母之命,選擇考公務員。
  在學校里最大的公告欄上,長年貼滿了各類小廣告。過去,學術講座、鐘點房和考研班的招貼畫隨處皆是。但從2008年開始,公務員考試培訓班的海報卻悄然崛起,占據了半壁江山。“名師指點,剖析公務員考試疑點難點。三千塊,指點公務員求職必勝必過”的口號四處可見。孟平選擇了其中的一家。
  至于金融學,這個在班里成績不錯的學生坦言,“我做不了什么高深的工作。”她也覺得自己4年的學習成果“一塌糊涂”。不是說成績,而是什么也沒學到。
  尚怡放棄了公務員,孟平卻選擇了堅持。“辛苦3個月,幸福一輩子”的口號,深得公務員備考“戰友”們的心聲。而在國考失敗后,她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征程,報考省公務員,決定再試一次。
  但是,她已經不敢再將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于省考之上。趕緊找一家證券公司開始實習,同時準備著三四月份的省考。“成功成仁,在此一舉啦。”
  如果再次失敗,她也不打算停止報考公務員的征程。“可以邊工作邊考,反正只要考上了,就能一直幸福下去了。”
  考研就像超女,挺到最后的都是純爺們
  孟平宿舍里的4個姑娘,組成了“考研四人組”。相比考公務員還有好幾次機會, “考研”顯然是一次更為嚴苛的考驗。
  蔣文是其中的一員。每天,她的生活都有如火車站時刻表一般精準和單調。早上7點,4個人會相互鼓勵,頂著刺骨的寒風起床,匆匆裹上幾本書,向圖書館進發。她們會在校門外的早餐店吃早點,這能比在學校食堂快3分鐘。而這3分鐘,在考研和期末考試日臨近的半個月中,卻往往可以決定她能不能在有空調的圖書館自習室搶到一個寶貴的座位。
  中午是“放風”時間,吃是她們最大的樂趣。但飯桌上的話題,還是圍繞著考研。4個人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你們3個都考上,我沒考上該怎么辦呀。”恐懼縈繞在每個人的心頭。
  她們獎勵自己的方式,則是零食和水果。但如此頻繁的進食,4個月下來,卻發現自己在巨大的壓力下,還是瘦了。
  蔣文有時候實在撐不住了,又害怕影響其他3人的情緒,便會偷偷跑出圖書館資料室大門,呆呆地望一會樓下的人來人往,再給老朋友發發短信,閑聊一陣。“其實就是為了發泄,不發泄的話,我撐不住。”
  那段時間,她記得自己老做噩夢。考研結束后,她還會做噩夢,夢的內容只有一個——自己在考試,但什么都不會做。
  大四還有3門課程。蔣文整個學期都沒有去上課,而考研結束的第二天,又要開始期末考試。“最壞的結果就是考研考不上了,期末考試也掛了,不過無所謂了。如果考研能考得上,那我掛了,又能算什么呢?如果考研考不上,期末考試掛了,又能算什么呢?”
  但是,為什么考研?蔣文說不清楚,一同考研的人也說不清楚。大家都只是模模糊糊地覺得,大學4年,沒有什么社團經驗、實習成果,也不想去銀行流水線上做一顆小螺絲釘,唯一的出路就是繼續念書。考研很大程度上是“被時代所迫”,而其他事情,3年后再說吧。
  金融系的考研可謂難上加難,除了本系的競爭者外,還有眾多外系人,沖著“金融”搏命而來。班里的數學課代表趙健一直復習考研,把自己的QQ簽名改成了“考研就像超女,戰斗到最后的都是純爺們。”在臨考試的前一天,卻放棄了考研。
  趙健的理由非常簡單,“不想考了,覺得考不上。”
  水到渠成的出國
  相比起考研和就業兩條路,準備出國的人早已在前3年準備好了一切。第4年對他們來說,只是水到渠成的收獲季節。
  金融業的天堂,毫無疑問是華爾街。而要進入那里,則必須擁有美國名校畢業、研修金融工程等需要高端數學造詣的專業背景。吳迪和女朋友梁雪,都早早為自己選擇了這條風險巨大,但也可能有巨大收獲的道路。
  出國是目的,也是手段。他們算了筆賬,美國的房價收入比和北京上海的房價收入比,可謂天壤之別。“有什么理由留在國內呢?”
  “出國是最聰明人的選擇,”金融系的老師如是點評。國內金融學教育的困境,老師們心知肚明。從大三開始,吳迪和梁雪就開始準備GRE(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假期的時候,還專程前往北京上培訓班。因為只有考GRE,才有機會修讀MFE(金融工程學碩士),只有TOP30的學校會開設這門課程。而從這里畢業之后,他們才有機會留在美國,“享受精英階層的生活”。
  另外一些人則選擇攻讀GMAT(管理學研究生入學資格通考),選擇從金融系畢業后修讀MBA的學生,都要經受這一次艱苦的洗禮。
  在起早貪黑3年、注意保持學分績點、志愿者、社團活動和英語考試4項平衡、如履薄冰般小心翼翼的生活后,吳迪和梁雪開始了忙碌而快樂的大四。
  與其他人相比,他們的幸福不僅是因為收獲,也是因為一早就明晰了的人生道路。他們熱愛金融,并最終選中金融,作為畢生奮斗的方向。
  金融是一個馬甲
  王曉還記得剛進校時,班主任曾經問過這樣一句話,“你們有多少人是自己決定念金融系的?”舉手的人稀稀落落,不到15個。
  4年里,他們和所有的大學生一樣,男生玩魔獸,女生看電視劇。標準的作息時間是凌晨4點到中午12點。逃課、抄作業,在考試前搶占自習室。4年后,尚怡感嘆,“一片狼藉。”
  但4年后,大部分人卻圓滿地按照父母和自己所希望的人生軌跡,進入銀行、國有事業單位,成為公務員,或者保研,出國。金融系,是他們得以披荊斬棘的一把寶劍,至于這把寶劍究竟帶給過他們什么,卻只有自己清楚。
  沒人后悔在金融系度過的4年。他們并不是始終如一地走在一條路上,而是時而走走這條,時而試試那條。一條路不通了,自然會有另外一條。1/4的人繼續讀研,1/4的人出國。剩下的一半人,則都得到了有著滿意薪水的工作。在其他系學生還掙扎于擁擠的招聘會之時,金融系的學生們已經可以享受剩下的半年。隨著期末考試與考研的結束,最流行的話題已經變成了偷菜、三國殺、Dota和畢業旅行。
  王曉形容自己是“逃離金融”。至今她還叫不出班上每一個人的名字,至于金融系,“更像一個馬甲,穿上了忽悠一下別人,脫下了,沒有什么質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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